困

　　　這篇會很短，因為趕時間去瞓覺！但還是要寫。

　　生為女子，有許許多多男生們此生永遠無法明白的痛苦（反之亦然），例如每月的痛。借來厚厚的連帽外套，頭髮胡亂束起，抱著暖水袋窩在座位上，兩手有氣無力的在鍵盤打呀打，頹得可以。只差把額前的頭髮往後一夾，便活脫是窩在家寫稿的行頭。今次不算太嚴重，但腦袋無法運作，趴在滑鼠旁輾轉反側，最後還是著老闆讓我回家寫稿。

　　在公司寫稿不是問題，最大的問題是沒帶止痛藥在身，而且愈來愈痛，再待下去，怕沒法回家。把桌上的東西全部掃進抽屜，關上，電腦也沒關拿起手袋便走。全身無力，整個人軟綿綿的只想躺下，但腳下卻絲毫不敢怠慢，以鋼鐵般的意志迫自己急步走向巴士站。不敢停，怕一停便倒下。

　　去到巴士站卻剛走了一輛巴士，妖。下著小雨，撐傘的手有氣無力，只想就這樣倒下，偏偏能倚一下的欄杆也給打濕，小腹愈來愈痛。此刻身體、心上很不舒服，又不能「斷片」，巴士過了時間還沒來，無了期的等待，心裏一直在爆粗。

　　被困在此時此地的這個身體，無處可逃。

　　每次痛都有這種感覺。除了痛，對上一次是某次坐通宵火車，坐在一排三人的座位中間，左右被一個睡著的大叔跟一個睡著的麻煩女人夾擊，動彈不得，辛苦得很卻無法逃離。討厭不舒服的感覺，更是被困在此時此地的不自由。

　　忍不住打電話給酒窩小姐試試轉移注意力，沒有用。你才是你的人生的主體，你的subject與subjectivity。

　　回家，用最短的時間吞了一碗飯然後爬上床，聽著歌轉移注意力想入睡，矇矇矓矓滾了不夠一個小時，便被調好的鬧鐘吵醒，爬起來又繼續寫稿直到十二點。

　　還沒做到李天命那種抽離自我，以「看看你怎麼個痛法」的心情跟牙痛搏鬥的境界，為了不再被困，要好好保養自己的身體。頂，我可是要走遍青藏高原野！營！爬！山！的！

　　好好鍛鍊，才能自由地在這世界行走。晚安。

手記，或入行以來沒怎麼跟人說過的事 06 - 關於暴力

　　不是不知道有記者被打（喂當記者也不是理所當然會被打吧），但發生在自己身上又是另一回事。

　　吃著Kinder巧克力，喬裝水貨客，向龍頭打聽走貨的行情。（哈哈其實應該要叼口煙，下次買包煙仔巧克力。）突然同事拿着單反走到我身旁，舉機，嚓嚓嚓，轉身離去。本來還想裝傻留在原地扮路人，但見廿多名中年漢追上去圍著他，不得不上前攔截。於是我的身分也敗露了。

　　一直拉着同事離開現場：我們走吧。但他堅持報了警要留在原地等警察，以一米為半徑，水貨客形成一個圓圈將我們包圍，不斷用粗話指罵。對方用手機拍我們，同事又拿出單反拍了幾張，對方其中三人圍上去，搶相機，打人。在選擇舉機拍下過程跟分開他們之間，選了後者。

　　有一刻很後悔自己沒學好柔道（好吧其實以我的身體狀況，衣櫃裏的黃帶已是賺來的了）。嘗試拉開他們無果，救不了他。在旁邊睜眼看著同事被推倒在地，圍毆。水貨客逞兇後逃之夭夭，要不是他們忌憚我是女生，恐怕我也成為到警署報案的主角。

　　好生氣好生氣。看著同事被打，卻什麼都做不了。

　　原來當人面對赤裸裸的暴力，是那般無助。

　　那是很大的humiliation，對一個人的能力的侮辱。就算我的同事如何挑釁如何欠打（曾問過他為什麼不用長鏡，非得深入敵陣？）沒有人有權用暴力傷害另一個人！只因為他們人多，力大，弱勢的一方便合該被欺負？在場圍觀的最少有數十人，但無人伸出援手，我可以解釋，因為他們也常在這裏出入，怕得罪人，但仍然好生氣。頂吖打電話報個警都得啩。一直以為，見到有需要的人，幫忙，是人人會做的事。

　　平常都看PPRB發的稿採訪，想不到今次成了稿上的主角。到了醫院，一眾行家已守候多時。跟行家說：「好嬲，點解可以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？！」對方笑得輕描淡寫：你做過老謀（謀殺案）未？殺人都得啦，何況打人？無言。

　　一直以來，我的世界不是這樣子的。以後對現實世界又多了一點認識，很痛。不只是推撞間擦破皮的傷口在洗澡時的刺痛，這個比喻很不純情，是破處的痛，由理想跌落現實的痛。原來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的。

　　但理想主義如我，仍認為這世界不應是這樣子的。取法乎上，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僅得其下。所有努力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打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折或者乜Ｑ都無，但仍捨不得不努力拉近中間的距離。心中的世界不會動搖。今次學會了一點，下次可能應付得更好，可能不，但我在進步。

　　原來當人面對暴力與不公，感覺如此無助。今次的小風波尚且如此，小至被黑店訛騙投訴無門的受害者，大至謀殺案的死者家屬，他們面對的不公更甚，遑論會隨便拆掉你家把你兒子輾成肉泥連拜祭也不讓的暴力。若有能力，好希望好希望好希望，可以幫上一點點忙。

　　願我再勇敢一點。

　　以上文字寫於Ｎ個月前。

　　這件事的後續是，第一次上庭當證人。靠著同事拍的照片，警方居然抓到其中一人，控以傷人罪。沒讀過法律，那次上庭後，深感箇中學問極深。

　　那是一套很特別的遊戲規則。辯方大律師不停盤問我案發過程的細節，例如仔細形容三名兇徒每人分別做了什麼動作，用右手還是左手打人，甚至當時雙方跟花槽的距離究竟是一米還是兩米。覺得這些細節毫不重要，而他給我的印象是只要我記錯了其中一環，便企圖借此否定我的其他供詞。還好最後幸不辱命，離開時抹一把汗，心想今次大概是過去廿多年來，記性最好的一遭。

　　（也許只是我的片面印象，但不禁想，要是沒什麼知識的一般市民，面對這種體制，可能是另一種不公。不知道法援能幫上多少忙，但那是另一個議題了。）

　　作供完畢，拿了證人費去買零食，回到公司便又忘了。直到很久以後，才偶然得悉那個人被判入獄三個月。算是吁一口惡氣，但當日被推倒撞上花槽，留下的疤痕至今還在，怕是從此無法消去。對方被罰，是還我們一個公道，但暴力造成的傷害無法挽回，若可選擇，情願事情從沒發生過。

　　本來要寫的是另一個故事，但突然很想跟大家分享，曾遭遇到的暴力。不一定要出動地上最強武器例如摺椅或拳腳交加，像拍電影般地把你打得頭破血流眼青鼻腫才叫暴力。暴力是一種恃著體力／體制／金錢上的差距欺侮人的不公平，可以發生在每日的生活，在我們每個人身上。（李老闆暴力不？）每個人面對暴力的不忿，都是一樣的。

　　小時候老爸常把我趕出門，用盡全身氣力往裏擠，卻總給他推出門口然後呯一聲把門關上。你覺得自己沒有錯，但對方力氣比你大，任憑道理如何站在你這邊，也只能任由宰割。
　　
　　快到六月。近日的爭論是支聯會的「愛國愛民」口號，有論調謂，因為不想「被愛國」，所以要杯葛六四燭光晚會。同樣認為那個口號不代表我，對眾志成城為公益式的集體熱血也會起雞皮疙瘩，但，還是會去。

　　理由只得一個－－為那些被暴力蹂躪而無法發聲的人，點一支燭光。六四晚會的燭光是一個指標，告訴全世界，特別是高牆上的人，還有我們這麼些人知道你幹了些什麼，我們在看，我們記得，而且會一直記住。

　　電影《向政府說不》（NO）有一句對白，大意講獨裁者總喜歡用"anyone"營造美好憧憬，（例如當年推銷副學士學位的調調：任何完成副學士的人，都有機會升讀大學），然後讓人民相信，自己有機會當上那個幸運的"anyone"，因此安於現狀，當一個聽話的「廣大人民」。而民主，就是要讓"anyone"（任何人）落實為"everyone"（每個人）。

　　反過來，日常生活的平靜也讓我們覺得，暴力不會來到你面前。但當大家以為暴力只是針對某些「不聽話」的"anyone"時，我們"everyone"其實都立於同一高牆下。在沒有規範的權力裏，老大哥隨時都有可能以各種理由找上你，而你無從反抗。相信不少人看過這段話：

德國牧師馬丁．尼穆勒：

納粹殺共產黨時，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；

納粹殺猶太人時，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；

納粹追殺工會成員時，我沒有說話，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；

納粹殺天主教徒時，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是新教徒；

最後當納粹開始對付我時，已經沒有人能站起來為我說話了。

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't a Communist.

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't a Jew. 

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't a trade unionist. 

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.

Then they came for me,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.

 Rev. Martin Niemoller（1892-1984）, 1945

　　一點燭光，是為當年被坦克壓爛血肉之軀的人發聲，是為子女喪命後還得背上污名連拜祭也要偷偷摸摸的母親們發聲，也是為了自己發聲。

　　退一萬步，就算不覺得自己有機會成為那個"anyone"，我這點小遭遇尚且深深感受到被欺侮的屈辱跟不忿（當然，我的經歷微不足道到無法與之相比），何況當年廣場上被殺的學生跟他們的家人？在這個大框架下，其他的爭論都微不足道。作為人，在能力範圍以內為另一些人做一點事，為什麼不？

　　被圍剿那天坐救護車到急症室包紮，從背包底掏出剩下的Kinder定驚，脆脆的巧克力碎了一點，腳上的傷一直流血。

　　你不知道高牆什麼時候砸下，而我們都是同樣脆弱的雞蛋。

手記，或入行以來沒怎麼跟人說過的事 02

　　終於又提起筆來，說一點在埃及採訪的事。

　　那天放假，下午四點多仍窩在床上。大佬來電，聽到我沒睡醒的聲音，問道：「病了嗎？」不好意思說出真相（血流成河剛從肚痛的地獄醒來），含糊其詞應了幾句，大佬輕描淡寫的說：「哎呀，還想找你去埃及」，便匆匆掛線。

　　掛線後趴在枕頭上想了想，埃及？立即跳起來開電腦找資料，原來有熱氣球墜落田野，19死兩傷，其中有9名港人，立即回電給大佬。

　　數小時後，便身在往開羅的飛機上。

　　喜歡到外地工作，雖然做的還是一樣的事，但看的是不一樣的東西，接觸的是不一樣的人。正值還貴利的幾天，止痛藥不離身，到外地採訪從來不是參加旅行團，早有心理準備，仍比預期辛苦，不論身心。相比之下，上次零下20度到東北只能算踏著拖鞋到樓下買份報紙。於是又強壯一點了吧。

　　開羅的天空長期濛上一層灰色，整個城泛著泥黃的沙塵。因為舊車多，廢氣大，甫下機已感呼吸困難。熱帶的冬天，日間外出還得穿短袖。街上大部分都是男的（後來問當地人，原來女性婚後便不會外出，天）。總覺得他們的目光裏有種虎視眈眈的意味，特別是獨自走在街上時。這是個壓抑的城市。

　　開羅跟香港相差六小時，睡的是開羅時間，趕的卻是香港的死線。開羅還是凌晨四點，香港卻已是早上十點，常常睡下不久便收到公司電話，要向香港那邊「報料」。有行家跟攝記住雙人房，索性每晚三點便到酒店大堂坐著，等香港同事打電話來「收料」，以免吵醒還不用工作的攝記同事。

　　每天工作至凌晨，日出不久便得起來，趕在香港截稿時間，即當地日落前完成所有報導。乘著日光追趕時差，每天只睡幾小時，飯也沒空吃，到埗首兩天光顧得最多的是酒店旁的starbucks，上面第一張照片是第一天吃的沙律，打包上車，邊吃邊趕往醫院採訪。
　　
　　其中一個採訪對象，是死者家屬。跟以往遇過的家屬很不一樣，當然，每個人面對悲傷都不一樣，但這三個家庭表現相對冷靜，沒有傳媒最喜歡的呼天搶地畫面，只是對記者的出現顯得驚惶。電台電視台報紙雜誌，所有傳媒的記者多次用盡方法接觸，都不願談。

　　到事發地點路祭那天，埃及宣佈重開熱氣球活動，氣球墜毁的焦坑還在，十多名死者還躺在殮房，什麼都沒查清楚便重開？由開羅到樂蜀要坐一程內陸機，約一小時。降落時全世界得扣上安全帶坐好，趁機走到家屬旁，問他們對埃及政府重開熱氣球的看法。其中一個家屬很驚惶地別過面，直搖頭。

　　回到自己的座位，在想，我想借家屬的口批評埃及政府的做法，因他們是最有資格質疑的人，但他們實在沒義務回答我的問題，或為我做這件事。

　　所有記者跟家屬住在同一間酒店，有行家甚至去敲他們的房門。行家憶述，對方開門，知道是記者，「成個人震晒」，「嘭」的把門關上。記得在機場，所有傳媒守在閘口，拍攝家屬登機，有家屬以手掩面，其中一個攝記行家不滿道：「可唔可以走得大方啲呀？」沒人作聲。

　　要分清莊閒，人家給你採訪，不是應份。要是人家不願意，那是一種騷擾。若你有家人死了，是否還得像行catwalk般大方給記者拍照？擺個post側頭七分臉抹眼淚給你先打個燈再拍可好？

　　新聞跑多了，便忘了每天面對的，都是活生生的「人」。帽小姐說，行家都要把「人」物化，才抵得住每天承受的情感重量，大概等於CNN主播Anderson Cooper口中的 "dehumanlization"。突發記者自有一套語言，例如屍體稱「魚」，即「咸魚」的簡稱，把屍體抬上黑廂車舁送殮房，叫「抬魚」。

 　　最嚴重的，是把人變成沒有尊嚴跟感受的物件。

　　Anderson Cooper 常往災難現場跟戰場跑，採訪過南亞海嘯、日本地震、亞富汗戰爭跟Katrina颶風襲美。剛看完他的回憶錄，Dispatches from the Edge: A Memoir of War, Disasters, and Survival，其中一段說他在戰場看到一家三口曝屍荒野，同事都咒罵兇手，他卻只是對屍體腐化的程度好奇，還用相機拍下其中一個死者已褪皮的手腕，形容「像戴了手套一樣」。

　　記得某次有人跳樓，死者伏屍處，有骨頭飛濺在地上，行家指著一塊頭骨碎片，用「今天天氣不錯」的語氣說：「那塊骨這麼厚，應是老人家，『濕嘢』啦，好快做完！」「濕嘢」即不會「爆」的新聞，意思是老人家跳樓的新聞做不大，要採訪的有限。說完，一眾行家，包括我，便開始討論等會到哪裡吃飯。

　　（我的界線是，在不影響到當事人或家屬的前提下，讓自己好過一點，必須。）

　　常儆醒自己，新聞，說到底都是人的故事。但非常明白，為何大家，包括我，有時都忘了每天面對的，都是有感情的「人」。回港後把所有的文字報導看完，各傳媒的角度都差不多。其實每次事故都有一個報導範式，通常是追死者身世，講家屬有多慘，反而事發原因跟經過的「收視率」最低。像葉謝鄧律師行的999元離婚/破產/遺囑套餐般，照單撿藥。

　　某周刊詳列死者身世，標題是「揭露死者悲情一生」。痴線，一個正常人家庭美滿何來悲情？那些給炸去手腳的內地礦工或倫常慘案的死者叫什麼？家屬在路祭現場痛哭，標題是「家屬終於崩潰了」，看戲麼這是，等了好久終於看到眼淚？某報用眾死者登上熱氣球的相片做頭版，標題是「最後的微笑」，死者的親友看到，情何以堪。（但問自己，若取得照片的是我，會否用來做頭版，會。所以我沒資格批評別人。）

　　不斷用煽情的手法轟炸，讀者看多了只會麻木，傳媒只能變本加厲愈來愈煽情。這些時候，便會有點生自己的氣，如果能想到別的角度包裝新聞，也許便不用局限於這些999元離婚套餐？

　　如果讀者已覺得麻木，寫出來也不當一回事，為何要為了一宗大家揭過便算的新聞，問一些讓家屬痛苦的問題？

　　一直在想，直到那天採訪其中一家死者的靈堂。

　　（要說的太多，待續）

手記，或入行以來沒怎麼跟人說過的事 01

　　跨越六個時區回來，原來已在香港消失了一星期。回公司寫了一篇手記，說的儘是不相干的小事。有些事情沉重到一個地步，不是不想說，而是不知道如何開口，最後便索性沒正經的胡鬧笑笑帶過。

　　不擅長表達自己，但決定以後要坦然一點，作為由火星回地球的第一步。勇敢而坦誠地，真實地活。

　　所以，以下這篇才是真正的採訪手記，或者是，入行跑突發新聞以來，沒怎麼跟人說過的心路歷程。

　　有著豬也似的體質，一向與失眠絕緣，這幾天仍然倒頭便睡，卻睡不好，一直胃痛。下機翌日，醒來，沒由來的莫名不安。打電話給主修心理學的同行無憂小姐，懷疑我有輕微的PTSD（Post-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），著我把這幾天的經歷寫出來。其實上次從東北回來也這般，結果一時衝動把頭髮狠狠剪短。

　　留了一年多，好不容易才長到這長度，沒頭髮可剪了，還是乖乖寫出來吧。

　　事情由入行說起。

　　跑突發新聞一年多，見過的生死不算少。常出入醫院、殮房、殯儀館，由開始的小心翼翼，每問一句都充滿罪惡感，到現在可在現場跟行家說笑，算是放開了一點。當然，仍堅持上班不穿紅色，也儘量不在喪親家屬面前笑，提問亦小心。記得有次找一個在工業意外中輾斷腳的工人，問他事發經過，被指責太殘忍，但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，只有寫出來，才能對僱主施壓增加賠償金，並避免重蹈覆轍。

　　雖然更多時候，連自己也不禁質疑，做這些事，意義何在。

　　那次到東北採訪車禍，一個港人旅行團所乘的旅遊巴失控，撞上一輛運粟米的卡車，兩死多傷。與家屬同機往吉林，住同一間酒店，一起跑醫院，旁觀他們的徬徨與哀傷。

　　死去的有一名老太太。事發時老伯看著太太給車窗壓住，用力扒開車窗，雙手給玻璃劃得鮮血淋漓，最後仍眼睜睜看著老伴氣絕身亡。

　　那天隨老伯回到事發現場拜祭。東北的寒冬，剛下過雪，零下二十度，滴水成冰。路面結冰，車差點開不過去。還只是早上，但天極陰，雲灰白一片，風過處，如刀鋒刮面。連記事本也收起來，手已抖得寫不了字，渾身在顫。曾奪去兩命的意外現場已不留任何痕跡。

　　生命竟輕如雪落掌心，轉瞬融化。徒剩滿目蒼涼。

　　老伯帶著太太的衣服跟祭品，蹣跚地走到荒涼的田野，力竭聲嘶：「我對你不起，帶你來旅行，卻沒能帶你回家！」撐起傘，「你又怕冷，又怕孤伶伶，這裡這麼冷，跟我們回家吧，返屋企啦！」

　　彷彿妻子尚在人間。

　　不知道人死了還在不在，鬼魂會不會怕冷，會不會孤單，但看到老伯佝僂而無助的身影，手執一件衣服，喃喃訴說著不知道對方還聽不聽到的話，心好酸。

　　雙眼已通紅，仍不得不走近，留心聽他說什麼，看他做什麼，仔細紀錄，待會向公司「報料」。將他們的傷心化為報道上的文字。

　　那一刻，覺得自己好差。已想像報道的標題與內文會極盡煽情之能事，每次死人塌樓都一樣，講家屬有多慘，講死者身世。讀者揭開報紙，看完，感嘆一句，真慘，然後？或者看得太多，已麻木？

　　我覺得我們在消費他人的不幸。

　　路祭後，到廢車場看那輛撞到變形的旅遊巴。整輛車像給狠狠踩扁的汽水罐，車門擠成一條縫，得由碎掉的玻璃窗爬上去。一呆。四周寂靜無聲，車廂內時間仍定格於出事的一刻，靜止在生活的日常。椅背夾著一袋花生殼；座位上有一對拖鞋，老太太罹難處，遺下染血窗簾。於是想像，出事前一秒，也許導遊還站在車頭說著冷笑話，後排的老夫婦在剝花生，老伯穿著拖鞋跟太太閒聊。

　　直到兩車相撞一剎那，變故驟生，自此生死契闊，天人永隔。

　　原來這就是生命無常的真相。

由碎掉的擋風玻璃處爬上車

本來的車門已擠成一條縫

　　回港的飛機上，老伯訴說他跟妻子的感情。此刻，知道要問什麼，但實在問不出口，行家已開口：「現在心情平復了沒？」老伯老淚縱橫：「我們結婚幾十年，現在她死了，怎會平復？」有人拿出相機近距離拍下落淚一刻。沒作聲。問一個剛喪親的人「你心情平復了沒」，然後將悲傷而私密的一刻拍下，自覺是一種冒犯。

　　但我也有把他的話記下來。

　　深夜下機，回家洗澡倒頭便睡。偏偏翌日是正日生日。睡醒，電話被短訊轟炸，面書同時給洗版，都是恭賀跟相約慶祝。沒由來的覺得很不真實。十多個小時前還看著他人痛哭，此刻卻觥籌交錯接受著紛至沓來的祝福。剛旁觀完別人的痛苦，貌似自己的快樂也帶著罪惡感。

　　我跟他們有什麼不同？是不是我做了什麼好事而他們做了什麼壞事？不過就是我不勞而獲地比他們幸運。

　　大概因為想放下些什麼，那天下午，到理髮店把頭髮剪短，後來證明作用不大。（然後花了一年才長回原來的長度，心疼得我！）

　　一直在思考，究竟做這些事情的意義何在。用對喪親者的不尊重與傷害，換來一張落淚的相片，或一句讓人鼻酸的direct quote，能帶給讀者什麼深刻的洞見？

回港機上，東北最後的夕陽

　　然後，原來有時候，當你快要想破腦袋，上天自會告訴你答案。回來不久，某天回到公司，西裝先生走來，說認識伯伯一家。然後他說，曾有親人在內地旅遊時去世，但沒傳媒報道，手續也就很不順利，家人傷心之餘還被苦苦折騰。

　　叮一聲，原來我們在監察這個社會。

　　留在東北的日子一直天陰，離開那天終於放晴，一片澄澈，無雲。會長小姐說，正因生命無常，更要用力慶祝自己又在這世上多活了一載，身邊的人送上祝福，正因他們慶幸，你在。

　　開首第一張相片是同事拍的，他也忘了是日出還是日落。想起某次在演唱會聽陳奕迅唱林憶蓮的《破曉》：「天　亦天天的了　地　天天的了/ 一天清一天風雨飄　似了似了不了地了」

　　看過無數次日出日落，拍出來其實差不多，而且每天也有，但還是樂此不疲的到處去看。日出，日落。總有種感覺，大概會英年早逝（？），就像那天在東北某小店窗邊看到的小香草。脆弱而渺小，卻愜意地享受著冬日的陽光，拼命朝天空的方向生長。

　　想看遍地球不同角落的日出日落。

　　莫負此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