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是不知道有記者被打（喂當記者也不是理所當然會被打吧），但發生在自己身上又是另一回事。
吃著Kinder巧克力，喬裝水貨客，向龍頭打聽走貨的行情。（哈哈其實應該要叼口煙，下次買包煙仔巧克力。）突然同事拿着單反走到我身旁，舉機，嚓嚓嚓，轉身離去。本來還想裝傻留在原地扮路人，但見廿多名中年漢追上去圍著他，不得不上前攔截。於是我的身分也敗露了。
一直拉着同事離開現場：我們走吧。但他堅持報了警要留在原地等警察，以一米為半徑，水貨客形成一個圓圈將我們包圍，不斷用粗話指罵。對方用手機拍我們，同事又拿出單反拍了幾張，對方其中三人圍上去，搶相機，打人。在選擇舉機拍下過程跟分開他們之間，選了後者。
有一刻很後悔自己沒學好柔道（好吧其實以我的身體狀況，衣櫃裏的黃帶已是賺來的了）。嘗試拉開他們無果，救不了他。在旁邊睜眼看著同事被推倒在地，圍毆。水貨客逞兇後逃之夭夭，要不是他們忌憚我是女生，恐怕我也成為到警署報案的主角。
好生氣好生氣。看著同事被打，卻什麼都做不了。
原來當人面對赤裸裸的暴力，是那般無助。
那是很大的humiliation，對一個人的能力的侮辱。就算我的同事如何挑釁如何欠打（曾問過他為什麼不用長鏡，非得深入敵陣？）沒有人有權用暴力傷害另一個人！只因為他們人多，力大，弱勢的一方便合該被欺負？在場圍觀的最少有數十人，但無人伸出援手，我可以解釋，因為他們也常在這裏出入，怕得罪人，但仍然好生氣。頂吖打電話報個警都得啩。一直以為，見到有需要的人，幫忙，是人人會做的事。
平常都看PPRB發的稿採訪，想不到今次成了稿上的主角。到了醫院，一眾行家已守候多時。跟行家說：「好嬲，點解可以光天化日之下打人？！」對方笑得輕描淡寫：你做過老謀（謀殺案）未？殺人都得啦，何況打人？無言。
一直以來，我的世界不是這樣子的。以後對現實世界又多了一點認識，很痛。不只是推撞間擦破皮的傷口在洗澡時的刺痛，這個比喻很不純情，是破處的痛，由理想跌落現實的痛。原來這個世界是這個樣子的。
但理想主義如我，仍認為這世界不應是這樣子的。取法乎上，僅得其中；取法乎中，僅得其下。所有努力在現實生活中可能會打個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折或者乜Ｑ都無，但仍捨不得不努力拉近中間的距離。心中的世界不會動搖。今次學會了一點，下次可能應付得更好，可能不，但我在進步。
原來當人面對暴力與不公，感覺如此無助。今次的小風波尚且如此，小至被黑店訛騙投訴無門的受害者，大至謀殺案的死者家屬，他們面對的不公更甚，遑論會隨便拆掉你家把你兒子輾成肉泥連拜祭也不讓的暴力。若有能力，好希望好希望好希望，可以幫上一點點忙。
願我再勇敢一點。
以上文字寫於Ｎ個月前。
這件事的後續是，第一次上庭當證人。靠著同事拍的照片，警方居然抓到其中一人，控以傷人罪。沒讀過法律，那次上庭後，深感箇中學問極深。
那是一套很特別的遊戲規則。辯方大律師不停盤問我案發過程的細節，例如仔細形容三名兇徒每人分別做了什麼動作，用右手還是左手打人，甚至當時雙方跟花槽的距離究竟是一米還是兩米。覺得這些細節毫不重要，而他給我的印象是只要我記錯了其中一環，便企圖借此否定我的其他供詞。還好最後幸不辱命，離開時抹一把汗，心想今次大概是過去廿多年來，記性最好的一遭。
（也許只是我的片面印象，但不禁想，要是沒什麼知識的一般市民，面對這種體制，可能是另一種不公。不知道法援能幫上多少忙，但那是另一個議題了。）
作供完畢，拿了證人費去買零食，回到公司便又忘了。直到很久以後，才偶然得悉那個人被判入獄三個月。算是吁一口惡氣，但當日被推倒撞上花槽，留下的疤痕至今還在，怕是從此無法消去。對方被罰，是還我們一個公道，但暴力造成的傷害無法挽回，若可選擇，情願事情從沒發生過。
本來要寫的是另一個故事，但突然很想跟大家分享，曾遭遇到的暴力。不一定要出動地上最強武器例如摺椅或拳腳交加，像拍電影般地把你打得頭破血流眼青鼻腫才叫暴力。暴力是一種恃著體力／體制／金錢上的差距欺侮人的不公平，可以發生在每日的生活，在我們每個人身上。（李老闆暴力不？）每個人面對暴力的不忿，都是一樣的。
小時候老爸常把我趕出門，用盡全身氣力往裏擠，卻總給他推出門口然後呯一聲把門關上。你覺得自己沒有錯，但對方力氣比你大，任憑道理如何站在你這邊，也只能任由宰割。
快到六月。近日的爭論是支聯會的「愛國愛民」口號，有論調謂，因為不想「被愛國」，所以要杯葛六四燭光晚會。同樣認為那個口號不代表我，對眾志成城為公益式的集體熱血也會起雞皮疙瘩，但，還是會去。
理由只得一個－－為那些被暴力蹂躪而無法發聲的人，點一支燭光。六四晚會的燭光是一個指標，告訴全世界，特別是高牆上的人，還有我們這麼些人知道你幹了些什麼，我們在看，我們記得，而且會一直記住。
電影《向政府說不》（NO）有一句對白，大意講獨裁者總喜歡用"anyone"營造美好憧憬，（例如當年推銷副學士學位的調調：任何完成副學士的人，都有機會升讀大學），然後讓人民相信，自己有機會當上那個幸運的"anyone"，因此安於現狀，當一個聽話的「廣大人民」。而民主，就是要讓"anyone"（任何人）落實為"everyone"（每個人）。
反過來，日常生活的平靜也讓我們覺得，暴力不會來到你面前。但當大家以為暴力只是針對某些「不聽話」的"anyone"時，我們"everyone"其實都立於同一高牆下。在沒有規範的權力裏，老大哥隨時都有可能以各種理由找上你，而你無從反抗。相信不少人看過這段話：
德國牧師馬丁．尼穆勒：
納粹殺共產黨時，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不是共產黨員；
納粹殺猶太人時，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不是猶太人；
納粹追殺工會成員時，我沒有說話，因為我不是工會成員；
納粹殺天主教徒時，我沒有出聲，因為我是新教徒；
最後當納粹開始對付我時，已經沒有人能站起來為我說話了。
They came first for the Communist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't a Communist.
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't a Jew.
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't a trade unionist.
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, and I didn'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.
Then they came for me,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.
Rev. Martin Niemoller（1892-1984）, 1945
一點燭光，是為當年被坦克壓爛血肉之軀的人發聲，是為子女喪命後還得背上污名連拜祭也要偷偷摸摸的母親們發聲，也是為了自己發聲。
退一萬步，就算不覺得自己有機會成為那個"anyone"，我這點小遭遇尚且深深感受到被欺侮的屈辱跟不忿（當然，我的經歷微不足道到無法與之相比），何況當年廣場上被殺的學生跟他們的家人？在這個大框架下，其他的爭論都微不足道。作為人，在能力範圍以內為另一些人做一點事，為什麼不？
被圍剿那天坐救護車到急症室包紮，從背包底掏出剩下的Kinder定驚，脆脆的巧克力碎了一點，腳上的傷一直流血。
你不知道高牆什麼時候砸下，而我們都是同樣脆弱的雞蛋。
